哈佛校长：你不一定要进哈佛，但你一定要看清哈佛的逻辑！

查尔斯·威廉·埃利奥特（又译艾略特, Charles W. Eliot，1834—1926），哈佛大学第21任校长，被誉为美国近代最伟大的教育家，罗斯福总统称其为“共和国第一公民”。

在他的带领下，哈佛大学从偏安一隅的传统学院发展成为世界顶尖大学。　

埃利奥的校长生涯也不乏与不同意见和人士的争斗，甚至失败。他本人曾风趣地说过：我从不孤单，因为总是有人和我干仗。

哈佛著名历史学家末里森(Samuel Morison)曾说，埃利奥能够在任期内实现他在就职演讲里为哈佛描绘的发展蓝图的大部，原因之一是他比他的反对派们更有活力，活得更长（以高寿九十二岁过世）。

查尔斯·威廉·埃利奥特

在这个时代，知识早已不是力量，但知识的背后却隐藏着力量却亘古不变。你我或许都不曾进过哈佛，但我们一定要看清哈佛的逻辑，看清哈佛之所以成为顶尖名校背后的力量。

今天，来听听这位哈佛最牛校长谈教育。

一、哈佛校长教育思想的形成

查尔斯·威廉·埃利奥特是哈佛大学历史上任期时间最长的校长（1869—1909）。他虽然称不上是哈佛最伟大的毕业生，却是哈佛历史上最伟大的校长。

他的本科教育思想和实践集中体现在：自由选修制上，具体包括赋权学生以养责任感；专业化教学以增学术；实用科目以应社会。

埃利奥特本科教育思想的形成与他的家世、教育背景和欧洲游历经历密不可分。

首先，出生于哈佛世家的事实使他与哈佛有了“同命运、共呼吸”的“不解之缘”。

他本人是哈佛大学1853届毕业生。祖父曾出资在哈佛大学建设立了希腊文的教授席位，父亲是哈佛大学前任财务长，堂兄是哈佛学监之一，哈佛大学诺顿教授及蒂克纳教授是他的姻亲，哈佛大学艺术史教授是他的表哥。

他的第一次婚姻虽因妻子病逝而短暂结束，却使他成为哈佛大学基督道德教授皮博迪的姻亲，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堂弟艾略特也曾在哈佛求学。这些与哈佛和哈佛教授的渊源毋庸置疑影响了他对哈佛各方面的理解。

其次，埃利奥特早年受教于波士顿拉丁语学校和求学于哈佛的教育背景使他对于旧式的教育有了切身的体验和感悟。波士顿拉丁语学校留给他的是学校的体罚和与爱尔兰男孩打架的记忆。

15岁时（1849年）他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埃利奥特和同学普遍憎恨当时的课程。

1853届哈佛本科生课程有拉丁文、希腊文、数学、修辞（作文、讲演、逻辑）、历史、化学、法语、自然历史、理性和道德哲学、物理、政治经济学、宪法、自然及显性宗教。

虽然19世纪50年代的哈佛大学课程中三、四年级的学生可以有一门选修课，但若多选一门，这第二门则被认为是“额外”课并不计入学分。

埃利奥特不喜欢当时所受的本科教育，但个性和家庭环境极大地促使他鞭策自己，他仍然认真预备那些“乏味”和“无用”的课程。

他毕业后进入了化学教授库克的个人实验室，观察实验过程并探索知识，库克教授是哈佛1848届毕业生，有一年欧洲经历，基本上靠自学成才。

他充满热情和奉献精神，热心于推进知识和学院的发展。他在背诵要求之外，增加了在全班面前进行试验并讲授，还带领学生参观附近工厂所应用的化学原则。

埃利奥特大一的时候，这门课并不是必修课，但整个年级都来上课。这种探究式教学方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在90岁寿辰时他还对此深怀感谢之意，并从他执掌哈佛后实行的本科教学改革可见这种教学方式对他的影响。

最后，游历欧洲高等教育院校和机构的经历，开阔了他对于教学和教师学术的认识。1863年他首先到达巴黎，他认为法国的化学讲座比较初级，没有哈佛的深度，因而将目光主要投向法国初级到高级的各类科学和教育机构。

参加各类公共讲座，阅读这些机构相关内容。善于应用的习惯、具有的精力和超群的记忆力使得他自我建设计的调研对后来进行哈佛本科教育改革极具指导意义。法国的经历使得他惊讶于这些高水平学者不仅从事教学，而且进行研究。

在此他见证了选修制的优势，它具有美国大学所不及的丰富、实用的教学内容以及多样的教学方法，这些经历影响了他日后主持的哈佛本科教育改革。

二、哈佛校长的教育思想和实践

1、赋权学生以培养责任感

正如弗莱克斯纳所主张的，大学生必须对自己、对所学学科、对自己的学习方式负责。

埃利奥特在1869年的传统就职仪式上，发表了“不传统”的演讲，“19或20岁的年轻人应该知道他最喜欢什么，什么最适合他，校长不能将其意见强加于任何人，大学永远不能有独裁者。学习永远是共和性质的”。

埃利奥特决心改变古典必修课程，实行自由选修制，使之成为“由学生自己选择的，经过精心计划过的许多科目的学习，有部分形式上指导，但主要是顺乎本性和兴趣的许多教学课程”。

埃利奥特认为：“旧式必修课为所有人制定了一样的课程，学生没有选择的自由，也不会经验任何责任感。正如其他事一样，学生只有拥有自由，才能具备自我引导和自我控制自己行为的责任感。

对于大学来说，具备好的选修制能够提供多样的教学，为学生进行日常指导，进行严格考试。经验已经证明美国大学入学生具备了智力和品性，足以收获担当责任而得到的智力和道德方面的益处。”

斯坦福大学

他认为，任何人，无论孩童还是成人，手工或脑力劳动者，总是会对自己感兴趣的工作加倍努力并取得更多成绩。本科教育的自由选修制可以使“各类学生各得其所”，不同类型的学生都能从中获益：

对于有学业抱负的学生个体来说，选修制能够使其得到更大的发展，同时能够较快地使其有所创新，促进知识领域的发展；

对于没有学业抱负的学生来说，他的全部课程会和大部分美国高校的课程相似，还是原来的古典课程，可以继续在中学里学过的课程，或者可能比任何雄心万丈的学生所选的课都要更加多样化。根据个人对学科和教师兴趣度选择的课程，使学生比在旧式课程制下更加用功；

对于不认真的学生来说，他会回避高级课程而偏好那些基础性课程。在这些课程中，他无疑会选择那些他最感兴趣的，或选择那些教学经验不丰富、不太严格、心慈手软的教师，认为这样就可使自己免于重责。他也会研究课程表，避免选择那些时间不合适的课程。

对于智力发展迟缓的学生来说，选修制是他们的福音。旧式必修课程不能为这些迟缓的学生提供发展机会，而范围广泛的选修制则为其提供了成就机会。

选修制不等同于让学生具有“无所事事”的自由。学生自己选课，但课程量是定制的，通过定期测试、论文、实验室工作和师生间经常性会面来考察学习情况。

在埃利奥特看来，必须给予学生选课的自由，只有具备选择的自由，才能培养他们的责任感。不同类型的学生都需要自由选课，他们也已经具备了选课的能力，而自由选修制正是赋权给学生，能够培养他们责任感的本科课程制度。

清华大学

2、专业化教学以增强学术修养

美国高校早期的课程科目承袭了欧洲古典“七艺”，通常是由一位教师承担一个年级的多门课。

这种由一位老师承担多门课程，他的工作只是要求学生背诵课本内容的教学，无专业化可言。这种教学局面从哈佛建校之初一直盛行，至1828年达至全盛。当时大学的职能就是要“训练心智”和“装备心灵”，是传播知识而不是发展知识的场所。

19世纪60年代之前也就是埃利奥特在哈佛实行自由选修制前，相当多高校的教师因循守旧，教学活动按部就班和循规蹈矩，“有教师在校外做讲座，或者编写大学和中学教材，还有的兼做牧师从事讲道”。

当时的高校缺乏可以鼓励教师发展“高深学问”的环境，“偶尔出现个别教师深度探寻真理，也只是完全出于个人天分和爱好”。

1869年埃利奥特执掌哈佛，实行的自由选修制使得教师进行专业化教学。“教师致力改进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学，否则，自由选修制下的学生可能不会去选择这门课。

“教学方式”开始改变以往的简单背诵和讲授做法”，背诵只是“检查”学生，而不是“教”学生；简单的讲授则过于“消极被动”。取而代之的是进行对话式教学，提问学生并做解释说明，并发展其在特定领域的学术。

专业化的教学改变了，传统的学院里一名教授讲授多门课程，虽有广博的知识但并不精深。随着学科的分化，课程剧增，自由选修制的实施有了充足科目的保证。

麻省理工大学

3、实用科目以适应社会

殖民地时期美国高校科目的设置原本就不是出于实用的目的，也与经济发展无关。建设立大学是帮助那些“十四五岁男孩子过渡到成年”。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官员”和“牧师”。但是像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以及国务卿马歇尔都没有学士学位。

大学教育不仅似乎与政治领袖无关，与财富似乎也无必然联系。美国当时的富豪如格雷、达比、坡肯斯、阿坡乐顿、劳伦斯没有一位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和钢铁大王卡耐基的成功似乎告诉年轻人致富之路在于投身工作而不是泡图书馆。　

内战后的美国对于高校提出了新要求。大学需要不同程度地对市场做出反应，否则就可能遭遇“不实用就死亡”的下场。

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不再是人们眼中的“无用之学”，不再是发财或从政之路上可有可无的点缀，而逐渐成为进入特定行业的必要条件。

对于大学课程的建设置，埃利奥特于1869年初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新教育：它的组织》一文中，明确对时代要求做出回应，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实用的大学课程思想，也正是这篇轰动当时的文章促成了他后来执掌哈佛，并进而实行自由选修课程的大学课程改革。

文中指出“美国的物质建设需要工程师、建筑师、化学家和制造者，大学应该培养输送相应的人才”。

埃利奥特实行的自由选修课程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科学课程。他从四年级开始往一年级实行选修制，到了1885年，必修课只有英语作文、法语或德语。

对此，他是满意地概述：“没有任何一门以往的专有主课，如希腊文、拉丁文、数学、逻辑、形而上学，还被要求必修：没有特定的课程组合或课程选择是由教师给出。”1906年哈佛又开建设了新课——社会道德，回应学生对于城市贫困问题的关注。

剑桥大学

三、哈佛校长的教育影响

埃利奥特本科教育思想和实践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对于高等教育教师主体和学生主体的影响。教师的角色、学术和考核都发生了变化。

首先，教师的角色由旧时的纪律维持者、行为规范者和背诵检查者，转为现代意义上学术共同体的共同创建者。

教师的学术不再是过去那种毫无挑战的全科知识传授者，而成为专门课程的探究者。背诵式教学方法除了在语言教学上，已经基本绝迹，不断增多的讲授制的已经由量多转为质高，实验室教学法已被引入并占据相当大比例，对于助理教授和教授的任命主要是看是否具备进行持续、创造性学术工作的能力。

对于学生的影响就是，真正给予他们学习的自由。892届的哈佛毕业生勒蒙特，1946年回想当时大学带给他的快乐，首先提到的是提供了广博的学习和思想宝库，其次是大学的自由氛围。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美国19世纪60年代大学校长的作为可以促成100多年后的辉煌，我国历史上20世纪早期也出现了如蔡元培、梅贻琦等卓越大学校长，但也有100多年建校历史的我们，至今还处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阶段？

我国经济可以飞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高校可以扩招，跨越式进入到大众化阶段，那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否也可以通过建设定时限而实现？

哈佛大学成长为世界一流大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几位卓越校长的思想和实践，而研究其中最伟大的校长埃利奥特的本科教育思想或许是那至千里的“硅步”。